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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这些人无疑是要进养老院的

来源: 作者: 2019-11-08 03:43:11

“我们这些人,无疑是要进养老院的”

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逐渐加深,养老事业也越来越多地见诸报端。虽然自古以来“养老”一直是社会的常态,但把它作为一个公共问题来进行讨论,却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

养老问题的由来

古代当然也有老人,也提倡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(孟子语),但在直至近代之前的数千年里,养老主要是家庭的职责,而非国家所需要面对的公共政策议题。由于人均寿命不长,在古代社会中老人的数量原本也不多,所谓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——按现代的标准来看,古代的“老人”按其定义来说甚至可能是精力还颇旺盛的中年人(《汉书·高帝纪》注:“过五十六为老”)。国家通常而言只需要给予这稀有的少数高寿者一些特殊的安抚,虽然偶尔也会推出慈幼施政,但具体的养老职能毕竟都是在家庭内完成的。

某种程度上可以说,养老成为一个“社会问题”,乃是现代化的产物。现代化给老人带来两个延续至今、但相互矛盾的深远影响:既因经济富裕和科技进步而使人均寿命的延长,同时却又使老人失去了原先所享有的普遍尊敬。

在农业文明时代,年龄和经验都极具价值,那不仅是长寿,还象征着智慧,因而许多社会中老人都很受尊敬,英语中的“参议员”(senator)一词,在拉丁语中的最初含义便是“老人”。然而,到了现代工业社会,由于技术和知识的更新加速,年轻人往往能更快适应变化并掌握新知识,而老人的知识往往很快过时,其经验对于新问题也并无用处,精力上更意味着能量消耗殆尽,其结果往往是造成了一种老人的全面无力感。资历、年龄不再受人尊敬,而成了无能、无用的标志,养老也逐渐成为政府在管理全国人力资源时所需要面对的一个“问题”,且基本上是一种“非生产性资源”,因而很多关于老年人的公共对策常常也变成“如何发挥老人的价值和积极性,使他们重新成为社会有用资源”的讨论。

对中国而言,养老是全新的挑战

和中国传统上的做法不同,西方的养老制度不是内嵌于亲属关系,而是基于社区关系的。像英格兰,济贫、养老都是教会、庄园的事,而非亲属——他们认为,每个人都是独立自主的个人,因而一个人对父母的财产并不具有法律权利,也没有特殊的赡养义务。这一点正是养老事业在中国发展时所遇到的最大障碍之一,因为在中国文化中,父母和子女彼此都很难将对方视为没有什么权利义务的对等个人。

与现在人们可能设想的不同,西方社会的普通人在一开始未必欢迎养老金制度——在美国,养老保险自1889年一开始就成为产生愤怒的土壤,因为工人觉得自己提早为养老交税,但可能在变老之前自己就已死了。养老也不是一项孤立推行的制度,它往往都是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推进而逐步完善的。

顺着这样的历史和逻辑来看,就不难理解中国的养老事业所面临的挑战了:它实际上是中国社会在现代结构性转型中的一环,与其说它是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延续,倒不如坦率地承认它是全新的挑战。正如中国的许多其他现代转型问题一样,这里的棘手之处在于:既要顾及中国文化心理,又要勇于变革。

1950年新颁布的《婚姻法》体现了这种折衷:它既规定“养老是公民的义务”,但又强调,家庭成员之间不论性别、年龄一律平等。但在实际情况中则是老人迅速淡出了家庭生活的中心。尤其是随着核心家庭的兴起,老人在事实上已成为最容易被忽视和轻视的家庭成员,其地位还远不如孙辈的孩子。由于老年人权威的全面崩塌,在代际关系中逐渐引入一种更彼此对等的理性交换关系,在这种新道德看来,父母并无天然的权利要求儿女报答养育之恩,很多孩子甚至可以振振有词地辩称“你们为什么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生下来?”

于是,很多老人毫无自尊心地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与衰老,他们只能勉力跟上各种眼花缭乱的新知识、新时尚、新科技。他们被小辈鼓励着去自己“找乐子”——子女在这样劝告时往往隐含着“你别来管我,自己去玩”的意思,简言之,鼓励老人“学会独立”,他们成了“被解放的祖宗”。在城市年轻人中,几乎普遍的共识是:如果父母能在老年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乐趣,不来干涉我,那最好不过;并且,两代人最好别住在一个屋檐下,那难免带来矛盾,还是彼此独立生活、客气往来的好。这其实是把一种现代的青年文化灌输给老人,在传统上,正如钱穆在《人生十论》中所说的,“中国人则扶幼养老

,并不定要他们独立”,但现在,我们不仅教导孩子要独立,还在劝告老人也应独立。

老人应该确保自己的“独立”

问题是:在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,老人应该如何没有后顾之忧地确保自己的“独立”呢?正如阎云翔在《私人生活的变革》中所说,“由于中国农村缺乏养老的社会福利机制,老人唯一能够切实依赖的也就只有儿女的报答”,其结果是:“父母讨好子女已经成为一种公开的竞争。”这正是因为子女敦促老人独立带有某种自私的目的(“你别来烦我,管好你自己,在养老院待着,我已经够忙的了”),而老人却又除了子女之外无可求助。

但这也不能全怪老人,在有些情况下其实是身为子女者太自私了。我见过许多这样的家庭:想啃老的时候啃老,在不需要父母来管自己的时候,则最好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健康快乐地生活着;但在需要老人来带孩子时,又觉得这是他们不可推卸的义务,把老人当作不用付薪水的保姆来看待。如果两代人彼此都只是权利对等的个人,那么父母原也谈不上有多少特殊的义务——在美国、日本大体上就是这样:既已独立成家了,父母和子女的来往也就仅限于客气的拜访,帮你带孩子?没有的事。当然,现在国内城市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一种新现象:许多人宁可雇佣陌生人,而不愿劳动父母来带孩子,只不过原因与其说是尊重老人,倒不如说是怕麻烦或担心老人不能教育好孩子。

凡事各有利弊,如果完全厘清这种权责边界,人伦关系进一步瓦解,代际之间关系愈加松弛,两代人各管各的,尽管少了纠纷,但中国人以往在家庭中孜孜寻求的人伦之乐和温情,无疑也就淡漠了。在中国文化的人伦理念中,老无所依的“独立”,其实是相当凄苦的。尽管我父母一辈的人一直在谈论这件事,“现在这社会,将来肯定没法指望年轻人这一代,我们这些人无疑是要进养老院的”这些话也反复出现,然而他们的话语基本上是一种被逼无奈的语气——他们只是知道寄托于孝道已不大可能,养老院好歹是一种“有保障,无幸福感”的出路。儿女之所以未必就认可养老院是父母养老的好去处,也常常是在于这种中国人从中获得极大慰藉的感情本身。

就像寄宿学校一样,养老院意味着个人需要离开家庭而自愿加入一个组织,而这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个人的独立性。很多人都意识到养老院会是个不错的投资,但这个“产业”要真正发展起来,却需要更多“想得开”的老人。中国的养老事业之所以一直很难办起来,原因大概就在于社会结构中本身就蕴藏着相反的力量,要等到这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完成,才能真正完善起来——然而,这其中的问题又常常是环环相扣、互为因果的。

不过也不用太悲观。何伟在《江城》中曾写道:“在涪陵我从未见过老人被抛弃在养老院中;他们几乎全部和孩子生活在一起,照顾孙子辈,力所能及地帮助家里的农田,生意,打理家政。毫无疑问,相比我在美国所见,他们的生活更有规律,更有目的。”中国人的确惯于从家庭的亲属关系中寻到自我价值和“我还有用”的感觉,但随着精神上愈加独立的一代人渐渐变老,我们会找到将之协调起来的办法。(维舟)(来源:腾讯·大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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